“我始终认为，央视药一个学者是点评要耐得住寂寞的。”很少接受人物专访的鑫案WhatsApp%E3%80%90+86%2015855158769%E3%80%91shop%20chain%20hoist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告诉我，这一次确实是教授接受有话要说。打开李玫瑾的称接博客，涉及药家鑫案件她的受批评论和回应将近十篇，博客的歪曲更新频率超过以往。在新近的央视药几篇博客中，有三篇是点评回应清华大学肖鹰教授的文章。很多人由此认为，鑫案李玫瑾眼里只有清华大学的教授接受教授。其实，称接这其中的受批原因是，在李玫瑾看来，歪曲肖鹰教授代表了一类人：“他们这些人是央视药大学教授，不是普通的网民，他们作为有学术素养的人，应该知道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是不能随便批评的。” 一切都来得太仓促。药家鑫案件审理当晚，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引起了轩然大波。关于道德的、法律的、逻辑的所有讨论，尤其是孔庆东教授在网上的“开炮”，让李玫瑾措手不及地卷入了这场风波。

　　不要让调笑专家成为一种风气

　　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于2010年10月20日深夜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六刀(又说八刀)致其死亡。10月23日，药家鑫在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今年3月23日，案件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一般的犯罪人想置人于死地，扎两刀就会走，可为什么药家鑫要连续捅六刀？这点让我很疑惑。”李玫瑾在给药家鑫的问卷写道，“在女孩的呻吟中，你扎了她那么多刀，你在这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心态？”这个问题在审案当晚的直播中也被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提问到了。

　　“我当时没有想到会问这道题，因为专业问题是WhatsApp%E3%80%90+86%2015855158769%E3%80%91shop%20chain%20hoist无法在电视直播中说清楚的。可由于是直播，所以我只能回答。”李玫瑾在直播中说，药家鑫连捅六刀(又说八刀)杀人是“弹钢琴的重复性动作”。在中央电视台对药家鑫的生活进行报道之后，李玫瑾作出了如此的分析，这让很多观众以为，李玫瑾和中央电视台在为药家鑫辩护和开脱罪责，很多人开始了咒骂，并为药家鑫扣上了“富家子弟”的帽子，调侃李玫瑾为“砖家”。之后的一个节目中，李玫瑾将此观点修改为“药家鑫的第一刀是有杀人的念想，之后的几刀则是弹钢琴的习惯性机械动作。”但即使是修改过的分析，也仍然让她疲于去“应战”。

　　李玫瑾应战的对手中，有的人声望很高，比如孔庆东。在一段网络视频中，孔庆东评价央视关于药家鑫事件的新闻节目时认为其“毫无廉耻”、“毫无人味”，央视请来了一个“狗屁专家”来评论。该视频被迅速分享，被网友认为是“很给力”的评论。虽没有直接点名李玫瑾，但其所指观众都能品味到。

　　同时，凤凰网等媒体上也出现了清华大学肖鹰教授撰写的《教授，请勿在亡者的伤口上撒盐》的文章。文章把矛头更直接地指向了李玫瑾，批评她将“罪犯杀人的凶残”，“变成了艺术”，而这在李玫瑾看来是一种歪曲。但公众尤其是网民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代表“正义”和“良心”的一面，将李玫瑾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随便在一个论坛中找到李玫瑾的帖子，都可以看到对其不堪入目的人身攻击。

　　争论远远没有停止的意思。《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当调笑“砖家”成为一种风尚》认为，当今社会，调笑某些“砖家”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因为他们习惯于“说一般人听不懂的话”。“但我认为，这不是风尚，而是风气。哥白尼是怎么死的？不正是公众调笑的结果吗？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因为我没有活在秦朝，或者‘反右’和‘文革’时期，要不然我连命都没了！”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是“众矢之的”的李玫瑾说到这里却并没有很愤怒的感觉。

　　做一个“不妥协”的学者

　　“我接受批评，但我不接受歪曲。网民骂我可以，但这些教授作为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应该知道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是不能随便批评的。”李玫瑾说此话时格外冷静，一字一板。

　　尽管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甚至谩骂，但这一次李玫瑾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只分析了药家鑫的行为，而没有分析他的观念和动机，没有为他开脱的意思。”至于药家鑫应该判什么刑，李玫瑾对所有人都说，她不是刑法专家，不能解答这个问题，最多也只是希望判决不要被舆论左右。

　　在此之前，李玫瑾作为犯罪心理学学者而被人记住，是通过2004年对马加爵案件的分析。当时很多报道对马加爵表示同情，并“引导”读者认同马加爵是因为贫穷而杀人，很多人甚至质疑马加爵作案时精神是否正常。就在此时，李玫瑾的调查得出了新的结论：马加爵是因为无法面对潜意识而产生了心结，最终导致杀人。和现在一样，李玫瑾被众人激烈地批评，但一直强调专业素养的她也没有妥协。

　　2004年2月中旬，正值寒假。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在三天内杀害了同宿舍四名同学。案发现场收拾得很干净，被害人的尸体也被藏在了宿舍的衣柜里。马加爵作案后立即逃跑，办案刑警认为“预谋的特点很突出”。

　　4月，一个刑警找到李玫瑾问她：“正在逃亡的马加爵的犯罪心理你有没有分析过？目前我们搞不清他的犯罪动机。”令刑警迷惑的是，四名被害人都是穷学生，所以不可能为财；马加爵的犯罪行为很有条理，现场“很干净”，所以也不可能是精神病人作案。李玫瑾对这个问题也充满了疑问，所以得知马加爵在海南落网后，她最关心的也就是马加爵的犯罪动机。

　　第一次听说马加爵犯罪动机时李玫瑾更加迷惑了。海南警方介绍道：“据他自己交代是跟同学打牌吵架，同学说他偷牌，他很生气就杀了他们。”在海南的逃亡中，马加爵还买了复读机和10盘磁带，其中有两盘是他自己用方言录的音。至于内容，只有等广西警方“翻译”后才能得知。

　　马加爵落网后，各媒体开始争相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有些媒体在有意或无意地同情马某，而事实上则在对刑事审判进行着一种不公平的社会导向。”网络上曾经传言，马加爵有一段时间逃课，是因为没有钱买鞋。一直等到学校发了助学贷款，他才买了一双拖鞋去上课。这个消息来源是一个女同学。“但我不明白，没上课的马加爵没有女朋友，他的宿舍没有女生，为何同宿舍的男同学不知此事，却由‘某女同学’说出来？”李玫瑾几乎对所有的报道充满了怀疑。“稍有专业背景的人都不会相信，所以我决定去云南昆明调查一下马加爵真正的犯罪心理问题。”李玫瑾在得到了领导的支持后，飞往云南。

　　但李玫瑾最终没能见到这个让她困惑很久的大学生。按照侦查程序，在李玫瑾到达云南的前一天马加爵刚刚指认完犯罪现场，回来后就开始绝食，不说话，心理状态不是很好，办案的刑警不太希望外来调查人员与他接触。但好在刑警们把所有的讯问资料毫无保留地借给了李玫瑾。

　　讯问材料里涉及到犯罪动机的部分，马加爵仍然说是“打牌”和“争吵”，但争吵的内容马加爵强调“什么都不记得了”。在去云南之前李玫瑾草拟了一份调查问卷传给了办案的同行，在离开云南之前她得到了答卷。“我当时很失望，因为有些问题我不能继续跟进提问，但有一点我已经有了初步判断：马加爵杀人是为了一件不能说的‘某事’。”

　　这件事到底是什么？

　　李玫瑾回京后写出了《马加爵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马加爵的四个心理问题，但惟独没有涉及犯罪动机的论述。“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马加爵不是因为贫穷而杀人。”

　　事实上，马加爵在案发前的一个学期里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并且寒假没有回家。“在仅剩他一人的宿舍里可以打开任何网页，”李玫瑾推测，在这期间，“马加爵应该看了些平时没有机会接触的东西。他23岁，身体健壮却没有女友，然而内心的欲望却依然存在。这些都是他的个人隐私，可是与他吵架的同学恰恰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么他们会吵什么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了。”

　　继续的调研和考证，以及一些媒体的报道证实了李玫瑾的推断，即马加爵因为隐私被同学知道，害怕无颜面对他人而杀人灭口。他的心理问题在于自身的人格缺陷，而不能一味归结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这一结论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公众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时，李玫瑾上万字的分析毫无疑问遭到了很多人的谩骂。但李玫瑾不妥协，“只要我的分析是对的，我就会坚持。”

　　采访结束的次日，李玫瑾在博客中做了更新，回应了肖鹰教授的质疑。最后她转述了王小波的一句话：

　　做思维的精英，而非道德的精英。

　　黑格尔影响我的学术研究

　　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李玫瑾说自己十年写一本书，一共有两本就够了。在她的第一本书《犯罪心理研究》的序言中，她曾这样写道：“从未想到过自己将用一生来研究犯罪人和犯罪心理问题。”

　　在决定用一生的时间来研究之前，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大一大二也不是很喜欢学习的。那时我就想，哪来这么一帮无聊的人琢磨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说到这里，李玫瑾开始慢慢活跃起来了。

　　转机发生在大三的一个课程上，“我非常喜欢上那堂课，并且喜欢上了黑格尔。”在人民大学的一个教室，当时还很年轻的李玫瑾拿着尺子和笔，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上认真地找句子的成分，每天规定要看15页……包括《逻辑学》在内的黑格尔的所有著作，在此之后，一直到现在，她仍然不时翻看，并且总会有新的收获。

　　“黑格尔对我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在思维逻辑上。”李玫瑾的学生总结李玫瑾有三快：走路快、思维快、说话快。而思维快，可以说与她一直在阅读大量书籍有关。

　　严谨的逻辑思维一直影响着李玫瑾的学术研究。

　　毕业后，李玫瑾自己选择到了中央政法干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工作。不久之后，为期三年的“严打”开始了。“严打在一段时间似乎有些成效，但三年后犯罪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并持续增长。”在2001年到2004年的几年里，各种重案要案接连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犯罪分子似乎根本不在意这种打击的态势，仍然在根据个人的想法去犯罪，并且犯罪的数量居高不下，恶性程度令人难以接受。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考虑犯罪防控的新思路。”早在参加工作后不久，李玫瑾便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一向喜欢自由和独立的李玫瑾在选择部门时选择了刑侦教研室，并在和领导的单独谈话中明确表示她想研究犯罪心理学。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办公室里，李玫瑾得到了领导非常严肃的一句话：“目前刑侦教研室没人从事过这项研究，所以无法安排老师带你，你这个专业需要你自己探索。但是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为了弥补专业上的不足，李玫瑾先后到北大和人大听课，参加学术会议，参加中国政法大学第一期犯罪心理学师资班。1985年春天，犯罪心理学课程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开设，14年后，李玫瑾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一书，将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写了进去。又过了10年，《犯罪心理研究》出现在人们面前。“我有一个愿望：想研究中国犯罪心理学的人必须读我这两本书。”李玫瑾言语中透露出她的自信。

　　马加爵的一句话惊醒了我

　　在黑暗中，药家鑫因为怕“农民难缠”而连捅六刀(又说八刀)将女孩杀死，全然不顾女孩的哀求与呻吟；马加爵在下定决心后也同样将同寝室同学杀死并放入衣柜之中。

　　虽然两个年轻人最后内心都产生了恐惧，但为什么他们事发时会如此残忍？

　　很多人会将原因归结于社会，但李玫瑾认为，社会原因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同的条件下有人没有犯罪。她以专业研究为背景，提出“社会的问题多源于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多源于早年，早年的问题关键在家庭”。

　　“孩子们缺少死亡教育，所以他们对生命没有敬畏。”李玫瑾告诉我，马加爵在给他姐姐的录音中说“其实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正是在逃亡中他产生了对生命的敬畏。“正是这句话惊醒了我，原来孩子们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对人生更没有过质问。”李玫瑾说。

　　质问“人生”的第一步，就要质问“人”是什么。每年研究生开课，她都要拿出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们探讨“人性”：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在什么情况下人性是善的？人生又是什么？从犯罪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李玫瑾希望学生有自己严肃的思考。

　　出于对人性的洞察，李玫瑾面对罪犯时，习惯上对年长的称“您”，对年幼的称“孩子”，并且在冷峻质疑的另一面存有一份温情。去年冬天李玫瑾带学生去北京某看守所，访谈一个刚满二十岁的系列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李老师始终像一个长者一样和他交流。”学生张若龙告诉我，其间，她不断问：“孩子，冷吗？这样坐着舒服吗？”并递上自己的杯子问：“想喝水吗？”访谈进行到最后，犯罪嫌疑人痛哭流涕，李玫瑾递上自己的纸巾，用自己的双手为他焐手，并鼓励他。“这不单单源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困难，还源于对人性的考量和对这个失足少年的惋惜。”

　　对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孩子，李玫瑾都有特殊的关注，尤其是在他们的思想和学习。有一次李玫瑾和学生们在一起吃包子，她饶有兴趣地谈起她的童年和大学生活。“我有很多书都是在大学期间和工作以后开始看的……”张若龙禁不住地插了一句：“李老师，你走的路和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是初中、高中都在拼命读书，到了大学没了后劲，一下子就松下来了。”李老师若有所思地说了句：“是啊。”学生们都没想到，她回去之后竟写了一大篇关于中国教育制度反思的文章。

　　李玫瑾友善的对象不仅是对他的学生，而是生活在身边的每一个人。刚参加工作时，李玫瑾的办公室在潮湿阴冷的一楼。一楼的清洁工一到冬天脑袋就会痛，于是李玫瑾在工作之余，就用毛线给她织了一个帽子。“后来那个阿姨又带来一些毛线，说一个不够用，问我能不能再给她织一个，我就又给她织了一个。”李玫瑾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越是对待生活处境不如自己的人，越是要尊重，“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吃饭，他们不容易。”

　　尽管必须要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李玫瑾告诉我她依然“不改初衷”。曾经，李玫瑾打算今后不在媒体上评论案件，因为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但后来还是坚持下来，“我不愤怒，我觉得这就是现实，慢慢面对。但是我希望，若干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药家鑫这个案件，人们会想，李老师这个分析让我们明白了艺术教育的哪些问题特别危险。”

　　还是有很多人对李玫瑾表示理解和支持的，但她没有说太多，只是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对社会有责任。”

　　采访过后的几天中，我脑海中不断闪现和李玫瑾分开后的画面：天气阴沉的愚人节那天，她一身简洁的黑色衣装，步伐矫健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毫不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