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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凌霄

每次上课前，80多岁的辈新郑度总会先做一件事：轻轻摘下手表，放在讲台上，学网表盘朝向自己。地理课

守时是位岁闻科郑度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对他而言，老院上课准时、下课准时，绝不可耽误。故意拖堂不仅是教学管理的问题，更是一种对学生的不尊重，“说明你讲得有问题”。

他教授的这门课是《现代自然地理学》，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地理学各专业研究生的学科基础课，同时也是环境、生物等相关专业研究生的选修课。这门课郑度已经上了15年。

前不久，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度获得了国科大首届“立德树人奖”。这是国科大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荣誉奖项，面向长期在教书育人一线岗位奉献的中国科学院教学科研人员，专门表彰在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优秀教师。

“开学第一课”

早在“开学第一课”這個名詞出現之前，鄭度就開始為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以下簡稱地理所）新入學的研究生講授“進所第一課”了。這門課面向剛報到的碩博新生介紹地理所的歷史，通常要講半天左右。WhatsApp%E3%80%90+86%2015855158769%E3%80%91c%20crane%20witness

这门课由郑度讲解再合适不过。

1958年，22岁的郑度从中山大学地理系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地理所，至今已在这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从院所定位到学科建制，从历史沿革到前沿动态，他都了然于心，讲起来娓娓动听。

而国科大的《现代自然地理学》这门课，自国科大建校以来便已开设。

那时，这门课由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秉维创设。黄秉维是郑度学术上的前辈，郑度刚进入地理所时，黄秉维正担任所长。后来，黄秉维因年事已高不再授课，这门课便由郑度接管，成为课程的首席讲师。

那时，《现代自然地理学》每学期都有上百名学生听课。

郑度在课程中主要讲述两项内容：

第一项内容面向刚入学的硕士一年级学生，讲解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学科分支与前沿领域。他不仅传授地理学科的脉络和发展现状，还重点讲述竺可桢、黄秉维等前辈科学家的精神，让学生感受到科学家的治学态度和科研理念。

第二项内容则聚焦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与地域分异规律。郑度结合自身多年高原考察的实践经验，向学生介绍实际观察到的问题和自然特征，使课本上的知识更加具象化。

郑度每每说起在青藏高原的科考经历，台下学生总是听得最投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郑度的科研重心逐渐转向青藏高原，他也成为青藏科考的早期“探路者”之一。彼时的青藏高原科考条件极为艰苦，大多数地方汽车难以通行，科研人员只能靠双脚走出一条路。郑度常对学生说的“地理学是一门走路的学问”这句话也由此而来。

1972年，周恩来总理说，基础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它抓好，不要说过就过去，像浮云一样。由此，青藏科考迎来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次年，郑度加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这次长达4年的综合科考，填补了青藏高原研究中的多项空白。

多年来，郑度在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与格局研究中取得开拓性进展：阐明高原山地垂直自然带类型系统并构建其分布模式，揭示高原独特的生态现象及其空间格局、高原植物区系地理的地域分异，阐明高海拔区域三维地带性规律，提出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统方案。

如今再问郑度，一生中究竟去了多少次青藏高原，他一时也答不上来。从初次踏入青藏高原以来，他的科考足迹早已让那片神秘的高原，成为他最熟悉的土地之一。

“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内地差别很大，很多人一开始都不适应。”他说，“但随着考察的深入、了解的加深，慢慢就能让自己融入那片自然之中。”

基于多年的野外考察经历，由郑度主编的《现代自然地理学》等教材专著，已成为自然地理学课程的经典教辅，惠及无数师生。

“不累，不累”

直到去年秋天，郑度仍坚持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讲授《现代自然地理学》课程。

那時，他往返上課已明顯吃力。中午來不及休息，午飯后12點便動身趕往教室，下午一直講到4點。對于近90歲的老人而言，這樣的課程安排著實辛苦，但鄭度總說“不累，不累”。

课后，总有二三十名学生围在讲台前，排队找郑度签名。他从不草草写下自己的名字，而是要先问清楚学生的姓名、所在研究所，再写上不同的寄语，最后郑重签名。身边陪伴的助教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劝他简化些，“签个名就行了”，他总摇头。课后学生想找他合影，他也总是笑眯眯地答应，一个个与他们合影。

很少有学生知道，这位80多岁仍精神矍铄的老人，因长期在高原进行科考，眼睛暴露在强烈紫外线下，晶状体逐渐浑浊，后来通过手术都换上了人工晶状体。多年在高原缺氧环境中考察，也对郑度的内脏造成影响，肝脾略有增大。

前些年身体好时，他坚持站着讲课，直到近几年授课才不得不坐着。年轻时，郑度走路生风。这几年行动慢了下来，80多岁时，他仍坚持不拄拐杖，认为用拐杖“显得自己老了”。

直到今年秋天，郑度因身体原因，不得不暂停授课。

80多岁高龄了，为何仍不愿离开讲台？身边的人知道，这是郑度对讲台、对学生、对地理学的眷恋和责任。他希望让更多学生通过课堂，认识青藏高原，理解地理学之美。

不仅如此，郑度对青藏高原的热爱，也延续到对于来自那片土地之上学生的关怀。在青藏高原工作多年，他深知那里的青年求学机会来之不易。因此，每当有来自藏区的学生，他总会格外关心、悉心指导。

他的学生、地理所副研究员赵东升回忆，郑度先生在带学生时有一个特别的坚持——他总是格外关注少数民族学生，尤其是藏族学生。只要藏族学生的基本条件够格，他都会尽量招收，哪怕要去多争取一个名额。

“一辈子的地理课”

受过郑度指导的学生，都深知他治学严谨。

在论文写作指导中，无论是预备投稿的论文，还是学生的博士毕业论文，郑度总要亲自逐页批改。学生递交打印稿后，他会详细标注修改意见，再把学生叫到办公室，一条一条面对面讲解。有时，一页纸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红笔批注，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赵东升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郑度修改他的毕业论文时，为他纠正植物名称的写法。因为赵东升并非植物学出身，对植物拉丁名不够熟悉。郑度发现其中有些写得不规范，便指出部分拉丁文写得不对、不严谨，又解释说，有的情况写“属”名可以，但有的必须写到“种”，这样才准确、严谨。

郑度的学生、地理所研究员尹云鹤也有一次被老师“纠正”的经历。她在论文中引用了郑度的一本著作，原书封面写着“郑度等著”，她却误写成“郑度著”。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郑度看到后，非常严肃地指出，“这是原则性问题，必须尊重合作者的研究成果”，并要求她把那个“等”字补上。

“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尹云鹤说，在郑度的影响下，她后来也常提醒自己的学生，科研要严谨，更要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学生们评价郑度时，常用“以身作则”四个字。

他们在整理郑度多年来的手稿时发现，老师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手写资料——工作记录、野外手绘的地形图、剖面图等，每一份都工整有序。每次在野外进行地理调查，他都会认真记录所见植物的拉丁学名，并清晰标注在图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几十年间的野外考察笔记，他都完好保存。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恰恰是他科学精神最朴素、最真实的写照。

在评价什么是好学生时，郑度用了“吃苦耐劳”四个字。

在他看来，地理学者不能只在书斋中做研究，野外才是最好的课堂。

海拔低的地方与高原地区有什么差别？当地百姓的生活与自然环境如何互动？这些问题，唯有走到实地、亲身观察，才能得到答案。

而追寻答案的过程，正是郑度上了一辈子的地理课。

他常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国家重大项目，让科研工作服务国家需求。多年来，他培养了大批复合型人才，学生们在青藏高原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等领域成绩突出。

尹云鹤回忆，自己刚工作时曾向郑度先生请教今后的科研方向。先生当时叮嘱她：“要把眼光放到全球，不要只研究中国的问题。要多比较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特征。”

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时，尹云鹤研究的是中国尺度上的干湿区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她原本觉得这个范围已经够大、够复杂了，但在导师郑度的鼓励下，她逐步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全球尺度。

“他总是提醒我们，要放大视角、放宽眼光。这种思路对我之后的科研影响非常大。”她说。

如今，郑度培养的学生在青藏高原资源环境、生态系统保护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既推动学科发展，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这些人才中，多人成为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在土地管理、水资源利用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

“没有一丝丝包装”

作为一名老师，郑度极看重言传身教。

他對學生一向平等、真誠。尹云鶴說，老師談論自己時，從來“没有一丝丝包装”。

郑度曾笑着给学生讲起当年的一件“小糗事”：1958年大学毕业，他坐了两天两夜火车来到北京，9月初到地理所报到。第二天，秘书科通知他说，下午所长黄秉维先生要找他谈话。结果午后回宿舍休息，他不小心睡过了头，错过了约见的时间——“以后也没敢去找黄所长”。

多年以后，他在纪念黄秉维先生的文章中，仍以这段往事开篇，坦然如初。那份不加修饰的真诚，正是他身上最打动学生的品质。

和学生相处时，郑度总是温和又有分寸。课题组有为他庆生的传统。每到生日，他都会提前叮嘱学生：“不能带礼物，什么礼物都不要带。”但他常补上一句——“如果你最近有了学术上的新成果，发了文章、出了书，一定送给我看看，我要学习学习。”那是他最看重也最喜欢的“礼物”。

作为20世纪30年代生人，郑度身上保留着“可爱的老派”。他喜欢亲手写贺卡，每到元旦、春节或中秋，他都会挑选心仪的照片或图案，写上祝福，一张张寄给学生和同事。有时遇到惦记的学生、友人过生日，他也会写信问候。

他总是关心学生的生活，每次见面都笑眯眯的，开场白往往是“最近忙不忙”。后来，学生们陆续为人父母，他又会问：“孩子几年级了？”

郑度尤其关心儿童的教育。有一次，他看到一篇介绍德国儿童教育的文章，觉得其中的理念值得学习，就发给了那些已经有孩子的学生。

晚年的郑度言语不多。结束《中国科学报》等媒体采访后，他回到办公室，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翻阅着一本厚重的书，身后是一幅巨大的立体中国地图。后来，陪同的学生说，那天郑老师谈起早年的科考——那大概是他近来话最多也最开心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