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刚

　　明清时期，义治神州灾疫频繁，明清民作其中江淮南北波及范围广、治疫中徽州官frame%20for%20a%20football%20jersey%20--%E3%80%90WhatsApp%20%208615855158769%E3%80%91危害十分严重的义治大瘟疫有9次，徽州一府六邑无一幸免。明清民作数年大疫，治疫中徽州官“强村巨室，义治悉成莽苍”，明清民作民众对疫病的治疫中徽州官极度恐慌和无知更渲染社会恐慌，“无知之民惑于渐染之说，义治至有骨肉不相顾疗者”，明清民作瘟疫可怕的治疫中徽州官传染性也使得“父子不相顾，兄弟不相往来”(邹元标《邹忠介公奏疏》卷二)，义治明清王朝腐朽官僚的明清民作怠办延误和救灾机制缺失，加剧灾疫蔓延，治疫中徽州官以至于很多百姓并非死于疫情疾病，而是“汤药舒粥不继，多饥饿以死，乃归咎于疫”(汪志伊《荒政辑要》卷八《防范·悯时疫》)。有的地区甚至出现饿殍盈野、哀鸿遍地景象。

　　但徽州一府六邑并不像江淮其他地方发生“饥民抢掠四起”、兵燹不断的社会动荡，地方官府社会调控措施和民众救荒义捐的frame%20for%20a%20football%20jersey%20--%E3%80%90WhatsApp%20%208615855158769%E3%80%91“义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1.推行聘医施药分丸。疫病暴发之际，由于明时期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小规模的惠民药局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江淮南北地方官府为稳定社会往往将救灾治疫纳入官府职责范围，积极采取了延聘名医、制药分丸和鼓励民间“义治”的措施。新安医学盛行的徽州，各地新安医家进村入户医诊施药。官府和宗族组织鼓励和组织医家开展形式多样的“义诊”活动，填补官府和宗族组织救灾治疫不足，徽商们也积极解囊相济形成当地广为赞誉的“义治”现象。明代医家张明徵，“世精岐黄，业授太医院官，后回籍开馆施药”，以至徽州村乡“四方踵至，应之不倦”(民国《婺源县志》之《人物·义行》)。嘉靖年间，“祁门县内瘟疫流行，死亡相继，哭声载道”，祁门县朴墅乡名医汪机“免费施治，救人不可胜记。”传曰汪机“久之求者益众，所应益博，活人至数万”(镜山先生李汛著《石山居士汪机传》)。婺源县商贾程大防对“疾病不能致医者，为施方药，多所全活……邑侯重之，礼以宾筵”。清时期盐商汪应庚疫“在扬则施棺槥、给絮袄、设药局、济回禄、拯溺舟、育弃婴”，“时疫疠继作，更备药饵，疗活无算”(《汪氏谱乘·光禄寺少卿汪公事实》)。

　　2.推广备荒仓储、激励义仓建设。一是普建预备仓。预备仓是明代朱元璋起始推行的备荒仓。弘治《徽州府志·恤政》记载，徽州府的预备仓数量充足，县府预备仓的数量大多在4所以上，而且逐年增加，休宁县增加到15所。仓储谷数充足，弘治前全府预备仓储谷数竟达到23万多石，平均每人拥有近半石的救灾粮，大疫中杜绝饿殍盈野现象发生。到了明中期后，预备仓颓废，管理混乱，储谷减少。嘉靖《徽州府志》写道：“粜及赈，大半饱积胥市猾。乡民赴领，忍饥待哺，至有不偿往返费，间持空囊以归”(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六》)。二是兴建廉惠仓。嘉靖《徽州府志·恤政》载：“正德十二年丁丑，知府张芹买田三千亩，令六邑作廉惠仓备荒。”在太守张芹力推下，徽州六邑普建廉惠仓。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六》也记载婺源县廉惠仓计“田二百六亩八分三厘一毫，岁收稻三百七十九石二升，系张公捐赎所置，贮仓备赈”。三是义仓与社仓兴起。义仓与社仓系民间资本籴谷备荒的仓储。徽州早期赈灾，主要是乡贤乡绅和商贾捐输祠堂祠田的籴谷，以此接济穷困潦倒的族人。明万历年在广德从商的歙县沙溪凌景芳，“尤喜施与周急赈穷”，“乃捐其资置田与族饥馁者，共亩计之凡有若干；创屋与族无依者，共楹计之凡有若干。又置冢一区，与族之死无归者，共族之人养生丧死无憾。”(乾隆《沙溪集略》卷)歙县县令林元立由此赞叹不已，亲作《凌氏义田记》写道：“凌景芳者，其义士欤！”

　　明中叶后，为弥补赈灾救疫空缺，徽州乡村普建社仓。万历《休宁县志》记载，万历九年，休宁县全县共有社仓37所。期间，祁门县知县刘一爌在祁门县建社仓60座。婺源县也“四乡或置义田为仓”(民国《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六》)。社仓建立之初，贮谷有官府倡募，但主要是民间集资。祁门县社仓官府“给本银四百七十一两，买稻一千五百七十石，并各约输稻，令乡约分贮各仓备荒”(道光《祁门县志》卷十四《恤政》)。社仓义谷发散和管理也是由民间义士承担，官府只是发挥组织领导作用。

　　3.广泛募捐赈济饥民。从明初到万历年间徽州府县积极筹备充足的赈灾粮款赈济饥民。万历十六年至十七年，大疫之时，祁门县赈济稻谷3151石、银1420两，赈济灾民达12050人，避免了“道殣相望”“人相食”现象发生。

　　在宗族组织组织推动下，各邑贤达商贾广泛开展赈粥、赈粮、捐银等赈济饥民的活动。歙邑灵山人方灌“佐彭侯(即彭好古)输粟以赈，而于里中又计口授粮，存活甚众”(道光《歙县志》卷八《人物志·义行》)。婺源县汪逢阳，“平粜施粥济饥，赖活无算”(乾隆《婺源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义行一》)。民国《婺源县志·人物·义行》卷中记载明代311位捐资捐粮“义行”的徽州贤达轶事，当地官府积极倡导和激励乡民踊跃义捐。明黟县县令在其《旌义堂记》中赞誉了乡民胡彦本捐谷赈济善行：“正统辛酉之年，予宰黟县。岁旱饥，耆民胡彦本慨然出粟一千二十石赈乡人千四百三十户有奇。予以奏闻，上遣使赍敕奖谕，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且复免其丁役”(嘉靖《黟县志》卷十四《艺文》)。正统九年至嘉靖年间，黟县当地因捐银捐谷善行义举受到朝廷和各官府敕赐建牌坊旌表其功德的“义民”7人。

　　4.施棺建冢、掩骼埋胔。大疫之年，由于疫死之人“多疠气薰蒸所致也，一经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灾沴之祲也”(汪志伊《荒政辑要》卷八《防范·悯时疫》)。所以，礼仪教化下徽州，十分重视亡故宗亲的安置。除了官府设立义冢外，民间商贾乡绅更倾心致力于施棺建冢善举，“一听贫民无地者葬焉、无棺者给之”(弘治《徽州府志》卷五《恤政》)。婺源县城西人汪逢阳，“性慷慨，勇于行义”，万历十六、十七年，瘟疫发作时，曾施棺埋葬三百余冢。

　　成化年间歙县环溪商贾朱克绍在歙县二十七都汪村捐资买地设立义冢，且“复买地二亩收租以备每年清明日设馔祭之。”“成化十八年新安卫千户于明捐己赀买山地一十余亩，遇有贫难不能葬者，皆给棺葬之。有司为之立籍。”明代歙县乡贤吴文光在万历饥荒大疫时，设“糜粥以饲饿者，出钱米以周贫乏，施棺槥以揜道殣”(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

　　不仅如此，徽州乡贤还广建义宅为灾疫中四处流落、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明弘治甲寅年间，歙县岩寺佘姓乡民建义宅“为屋若干楹”，专供那些灾疫之年颠簸漂流的灾民和族亲安身，“凡族之疏而屯者，听入居之”，颇受乡里赞颂。明徽州著名大学士程敏政为此专门撰写《佘氏义宅记》赞道：“若论范之义庄，郑之义门，世可多见乎？况出于一廛之下，布衣之士能居其族而不使之沦没，可不谓义乎！”

　　5.通商平粜，拯救灾民。灾疫之年，官府和民间均采取通商平粜措施救灾，其中平粜粮价拯救饥民成为徽州民间参与“义治”救灾的特点之一。《沙溪集略》卷四记载徽商凌顺雷灾疫之年冒着暑热奔波苏皖，购得谷米“平价以售”轶事：“岁辛未旱饥，道殣相望，公虑市米无多，人有怀金钱而枵腹终日者，乃冒暑热往返江苏间采买接济，道经严陵青溪，居人阻截，公等筹画申理得直，故米艘得源源而来，平价以售，如是者数四，乡里赖之。”民国《婺源县志·人物·义行》也记载程一庆等商人在“岁饥”之时，“减价平粜，远近至者日数万人”。